〖摘要〗“五一口号”发布后，民主人士聚集沈阳，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事件。本文拟就当事人的回忆及部分公开的资料，仅就赴沈民主人士的具体人数问题作一考证。

〖关键词〗民主人士 沈阳人数考证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纪念五一劳动口号》，其中第五条的内容最为关键：“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1这个号召迅速引起了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爱国者的热烈响应。当时，许多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因受到国民党迫害，正在香港与国民党继续斗争。从1948年9月起直到1949年2月止，先后有三批在港民主人士，在中共的精心策划和全力地保护下，安全离开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加之从海内外归国的人员，一起集中到了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沈阳。“沈阳成为了民主人士的重要聚集地，他们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建立人民的新政权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从这里他们信心满怀地踏上了进京列车，在后来的筹备新政协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成为新政协的成员，一些人士则成为共和国副主席、部长、副部长等不同级别的干部”。2

建国前，民主人士聚集沈阳，是“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重要事件。然而，由于当时民主人士聚集沈阳的活动是分批和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的，直到1949年1月末前，沒有留下活动的官方文字材料，亲历者后来的回忆，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缺，不过由于时间太久，他们的回忆难免有遗漏和彼此不尽相同的地方，加之对民主人士身份的界定在理解上尚有分歧，这样关于聚集到沈阳的民主人土至今官方也没有公认的确切数字。本文拟就当事人的回忆及部分公开的资料，仅就赴沈民主人士的具体人数问题作一考证。

一、离港民主人士并未都去沈阳

关于离港民主人士人员情况，钱之光的回忆资料最有价值。钱之光1927年入党，抗日时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少将处长，后为南方局委员，是周恩来十分器重的得力干部，他以香港华润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与中共香港分局、工委的负责人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连贯等共同策划并实施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的活动，在没有见到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连贯等人回忆录的情况下，钱之光在1983年的回忆就十分珍贵了。据钱老回忆，“我们负责接送了四批民主人士北上，第一批我记得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老（沈钧儒）、谭老（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先生”；第二批我记得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人；第三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还有茅盾夫妻、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第四批是从天津上岸直接去了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统战部所在地），这批人沒有来东北，可以不计。”3

另据钱老的妻子，时任中共地下组织大连市中华贸易总公司负责人刘昂的回忆，“8月下旬首批安排护送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十几人北上”；第二批，“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知名人士”；第三批，“这一批北上的有李济深、茅盾夫妻、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著名人士”4。

时任中共香港分局工作人员楊奇也有回忆，“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母子、、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第三批“主要有：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李民欣、吴茂荪、彭泽民、茅盾、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邓初民、王一如、魏震东、徐明等二十多人”5。

蔡廷锴的秘书、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后合入民革）的林一元也是北上人员，他回忆说：“第一批------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我以蔡老秘书名义随行”。“由香港北上的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丘哲、许广平一和儿子周海婴、陈其尤、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邓初民、洪深、侯外庐、孙起孟等由安东登陆”；“由香港起程的第三批民主人士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李民欣、吴茂荪、茅盾夫妻、柳亚子、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取道大连，直入沈阳”。6

钱之光等四人回忆的情况基本相同，但都有遗漏和不准确的地方。四人先后涉及的三批离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丘哲、彭泽民、邓初民、茅盾、洪深、侯外庐、朱蕴山、章乃器、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王一如、魏振东、徐明等计33人。以上诸位先后从罗津（朝鲜西北口岸，后去哈尔滨）、安东（丹东）、大连登陆，其中绝大多数陆续在沈阳聚集，但也有因特殊需要，直接去了河北解放区的，这些情况不尽相同。

四人的回忆中，除钱之光外，其余3人在三批民主人士中均未有王绍鏊，看来钱对王绍鏊的记忆不大准确。据《穷途末路——香港大抢运》一文的介绍，“王绍鏊是在1948年9月17日，与方与严、力扬等同船北上哈尔滨与沈鈞儒等会合的（沈等离港是9月13日）”7，所以哈尔滨地方志中把他列为“与沈钧儒同时抵哈的”8，后来与沈钧儒等抵达沈阳，由此可知王绍鏊也是在港的民主人土，是单独乘船北上的，虽不是三批人员之一，但也应计入来沈民主人士之中。另外，胡愈之原为新加坡报人，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以商人身份取道香港，于1948年8月间在大连登陆。他在与大连领导人李一氓的谈话中，“提出了解放军可在一年左右打垮国民党政府的意见。原来中共方面认为，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5年时间打垮国民党政府，到1948年还需2年多的时间，而胡愈之从人心向背的方面，得出了提前一年的结论，胡愈之的提前一年打败:国民党的分析，引起李一氓的高度重视，急速派人护送胡愈之及妻子沈兹九，经山东到达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9而沒有到沈阳。类以情况的还有韩练成，他原是国民党46军军长，“1948年脱离国民党，在香港随第二批人员北上安东（今丹东），上岸后即接周恩来电报，从安东直接到山东解放区参赞军务去了”。10

翦伯赞是历史学家，他也是第二批离港人员，在安东大王岛（或言大东沟石城岛）登陆后，还与同行者集体留影11，此后便没有了他在东北的活动的记载，后来，在河北李家庄的活动中有了他的身影，这样看来他也没有到过沈阳。与他情况相似的还有宦乡，宦乡在内战时也是著名撰稿人，接受中共观点，拒绝蒋介石的利诱，并于1948年6月加入中共，随第二批至安东，12此后，不见其身影，后现身于天津报业。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说，连贯、宦乡、翦伯赞几位，已在安东与我们分手，转道去了大连，13从胡绳的回忆韩练成的文章中，得知胡绳、韩练成、宦乡、翦伯赞四人，从大连乘船去了山东，可见他们去大连后并沒有来到沈阳。另外，柳亚子14、马寅初15两位，仅钱之光在第三批名单中提及，其他三人回忆均沒有他们两人，同时也没有他们在东北活动的记载，柳亚子1949年3月从香港抵北平，没有在东北的记载，所以或是他们沒有来东北，或是从大连去了解放区。

在杨奇的回忆的第三批人员中还有王一如、魏震东、徐明等3人，这批人员在香港登船时都有签名，杨奇可能据此把此3人也列入民主人士北上名单中，钱之光等3人的回忆都沒有涉及这3人，从实际情况看，这3人可能不是民主人士，因此也不能计算在来沈民主人士中。蔡廷锴秘书林一元及茅盾夫人孔德沚也是来自香港，当时以他们是秘书、夫人而未被钱之光等四人提及，实际他们也是民主人士，也都进入沈阳。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工作需要，不断有民主人士到东北工作，如民进的林汉达等，16这部分本文沒有涉及。通过以上介绍，1948年夏之后，从香港到达沈阳的民主人士的计算公式是33一7十2＝28。33为离港人数，7为韩练成等未到沈人数，2为林一元（蔡廷锴秘书）、孔德沚（茅盾夫人）两人，28即为实到沈阳的离港民主人士。

二、从其他路线进入沈阳的民主人士

从香港出发东北的三批民主人士，其中马叙伦等人所在的第二批，是第一批进驻沈阳铁路宾馆（今辽宁宾馆）的（最早入驻的黄振声），黄振声是1948年12月6日从安东入驻的第二批离港人员，第二批入驻沈阳铁路宾的民主人士是沈钧儒等的第一批离港人员，于12月19日从哈尔滨入驻。第三批入驻的是第三批离港人员，他们于1949年1月10日从大连入驻。在此前后不断有民主人士来沈入驻铁路宾馆，在沈人数也就不断变化，很快从最初的28人增加到34人。

由于民主党派离港聚集于沈阳最初是严格保密的，因而一直沒有公开活动，自然全部人员的名单也没有透露。民主人士在沈公开活动是从1949年1月22日开始的。这一天在沈阳和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分别在两地签名，然后共同发表了声明。《哈尔滨日报》以“对时局的意见”为题目，刊发了他们的政治声明17。这55人中去掉李家庄的21人，在沈签名者为34人，他们是：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茅盾、蔡廷锴、章乃器、沙千里、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王绍鏊、许广平、丘哲、冯裕芳、许宝驹、洪深、侯外庐、宦乡、李德全、曹孟君、施复亮、孙起孟、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吴茂荪、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这34人中包括28位从香港来沈人员，另外6位是：李德全、赖亚力、黄振声、朱学范、林一元、孔德沚。

李德全是冯玉祥夫人，内战初起，陪冯去美国揭露蒋介石打内战阴谋，1948年接中共邀请筹备新政协，冯玉祥于9月1日回国途中在黑海轮船失火遇难18，李德全与冯的秘书赖亚力及家人等继续返回哈尔滨，后与沈钧儒等同车进入沈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黄振声是上海学联代表，受中共邀请提前经朝鲜单独进入东北（没有随香港民主人士一道北上）20。朱学范，民革成员，原曾是国民党的工运人物，1948年初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大会，1948年2月抵哈尔滨，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副主席，他早于沈钧儒等到达哈尔滨21后与沈等同车抵沈。林一元与孔德沚主要是认定问题，他们作为民主人士来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五十五人声明中大名在册。

以上可以认定，到1949年1月22日在沈民主人士为34人。

1949年1月26日在沈阳市文化宫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区军东北军区及东北各界人民热烈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而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民主人士正是34人，当时的地方报纸提供了全部名单，与1月22日声明是一致的22。

194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的56人中在沈的是35人。沈阳方面人员变化是一减二增。一减是少了冯裕芳，冯裕芳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抗日时为少将设计委员，曾支持冯白驹坚持海南斗争（胞兄），后入民盟，随第二批人员离港，1949年1月27日在沈病逝，毛泽东于1月30日发1挽电：“冯裕芳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曷胜哀悼，特电致唁，尚希节哀”23，郭沫若诗中把他与冯玉祥并称“二冯”，所以二月二日的电文中已没有冯裕芳的名字了。两增是增加了李文宜和罗叔章。李文宜，1926年入党，罗亦农夫人，内战时入民盟，1948年12月出国参加第二次国际妇女大会。大约在1949年1月27日至2月1日期间回国并进入沈阳，因而没赶上1月22日的欢迎大会，但却赶上了二月二日的复电24。罗叔章，1934年入党，1946年6月任上海和平请团秘书，受到迫害，撤退到哈尔滨，她到沈阳时正好在毛泽东2月2日复电之前，因而复电中有其姓名。２５

由上可知，毛泽东二月二日复电中涉及在沈民主人士35人（河北21人，计56人），减冯裕芳，增李文宜和罗叔章，总数比过去34人多1名，即35人。

这还不是确定的数字，194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进京筹备新政协，李富春等召开大会欢送，参加这次大会的民主人士见于报导的仍然是35人，但具体人员却有变化，名单中新增加了王昆仑和胡子婴，所以人数不变，实际在沈总人数已是37位（含黄振声、孔德沚）。王昆仑1933年入党，公开身份为国民党，曾组建民主党派，1948年初去美国，协助冯玉祥开展抵制内战工作，1949年初，经苏联进入东北解放区，再进入沈阳，参加了2月19日的欢迎民主人士进京大会26。胡子婴——宋庆龄的秘书，1945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1948年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了2月19日的欢迎大会２７。

以上就是37位民主人士在建国前来沈情况。但这还不是确切的人数。冯裕芳在1949年1月去世，2月19日欢迎进京的名单中自然沒有他，补上他总数为38人。还有两位特殊人物不应漏掉。一是周海婴２８，他本来参加离港到进京的大部分活动，但当时给人留下了他是许广平的随身子女，加上几次公开报导沒有他的名字，而被后人沒有认定他也是民主人士。实际上周海婴在1949年已经20周岁，完全的成年人，他舍生忘死北上，期间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历史镜头，客观上成为随行记者，特别是在1月22日的欢迎大会上，他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登台亮相，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钱之光等人的回忆中，凡提及许广平，一般均称“许广平母子”，早已把他列入正式成员了，周海婴年老后，享受了离休待遇，自然肯定了他当年的民主人士身份。还有一位与周海婴相似。她是王金陵，王昆仑之女，她随父去美国协助冯玉祥开展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活动。1949年初，随王昆仑回国来到沈阳２９，她当时已21周岁，当时青年学生是可以加入民主党派的，周与王都有参加民主运动的经历，此两人可视为来沈的民主人士。再就是高崇民３０，他是辽宁人，九一八后参与组建东北救亡总会，后加入民盟，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上海、北平潜回东北，任安东市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参加了在哈尔滨举办的民主人士座读会，并与沈钧儒等到沈阳，后与民主人士同去北平。高崇民同时既是中共党员，革命干部，同时又是党派成员，他在哈尔滨、沈阳是以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身份参加各项活动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民主党派身份，他的后人回忆说：“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不久，沈阳个解放，祖父（高崇民）等民主人士抵达沈阳”３１。以前有不少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他们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但为了工作需要，往往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就是现在也有双肩挑的交叉人员，相关活动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

周海婴的回忆说：“除了我们母子俩，还有郭沫若、、⋯⋯民主人士丘哲、朱明生、⋯⋯”，“喜欢打台球的常客有李济深、朱学范、沙千里、林一心、赖亚力。”32，这里周海婴提出了朱明生和林一心，但钱之光等人的回忆，均不曾涉及这两个人，也不见他们因此有什儿活动的记录，因此所记不实，这两人不应成为到过沈阳的民主人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离港北上三批人员为33人，其中到过沈阳的28人，从其他渠道到过沈阳的为13人，总计建国前聚集沈阳的民主人士为41人。

应该说明的是，这个数字与中央官方的说法是一致的。2009年6月，全国政协领导在视察辽宁政协时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这些民主人士陆续从西柏坡、沈阳等地来到北平，民主人士在沈阳集中的最多，从哈尔滨和大连到沈阳，集中了30多位，”这里提到的30多位，主要是从哈尔滨和大连等地的来沈人员，所以与41人的说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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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原民进沈阳市委员会驻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张新清长子张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