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凯同志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沈阳乃至辽宁省有名的人物，现在五十多岁的沈阳人对他记忆犹新。我与邵凯同志虽然接触不多，但在有限的接触中，却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这里仅就所见所闻略说一二。

民进会员

1961年9月我考入辽宁大学历史系，在全校新生开学典礼上，校长兼党委书记邵凯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见邵凯同志，当时邵书记四十多岁，正值中年，此前我在中小学学习时，即已知道了邵凯的名字，知道他是抗日老干部、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沈阳市副市长等。当时的青年学生及广大市民一般也都知道邵凯，大家对邵凯充满了崇敬，后来在辽大学习期间，又多次见到邵书记，甚为他的学识、能力所打动。

1986年加入民进后，在翻阅沈阳民进简史时，竟发现邵凯同志也是民进会员，而且是沈阳市第一批民进会员。邵书记是老革命，老中共党员，怎么也是民进会员呢？原来解放后，一些民主党派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民主党派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准备解散，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工作，说明民主党派在建国后仍然需要发挥作用，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要巩固发展。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同志为了壮大民进的力量，委托车向忱同志在东北发展民进会员，建立民进组织。当时沈阳及东北地区的人民对民进不甚了解，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车向忱同志便动员邵凯同志入会，欲通过邵凯同志在教育界的影响力，开展民进工作。邵凯同志时任沈阳市教育局局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统战工作，欣然同意参加了民进组织，成为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第一批民进会员，邵凯同志入会及参加活动，带动了一批优秀教师随之入会。此后民进组织不断扩大，在文革前，仅沈阳民进会员就达到400余人，而且吉林、黑龙江两省也随之建立省、市组织，邵凯同志为民进在辽沈乃至东北地区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至今辽宁大学民进会员都为老校长、老书记邵凯同志是民进会员而感到自豪。

革命生涯

邵凯（1915-1967）原籍河北涿州市人，其生父务农或做小买卖，邵凯四岁时，父亡，家贫，其母改嫁，邵凯由尚姓改继父姓为邵，继小学、初中毕业后，直接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受共产党影响，期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加入党领导的“抗日民族先锋队”。

1936年，他在北平师范大学学习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成为北师大“六君子事件”的君子之一。1937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在中共影响很大的阎锡山某部队作政治工作，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奉命到延安，先后在延安马列学院研究室、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报、中央研究院、米脂中学、延安行政学院等单位任职，抗日胜利后到东北，先后任佳木斯市东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合江省教育厅厅长、佳木斯联合中学校长，因成绩突出，受到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信赞扬与勉励。

1948年11月，随军进入沈阳，任市教育局局长，1952年加入民进，1953年出任沈阳市副市长，1958年起任辽宁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直到文革开始。1967年被迫害致死，时年52岁。

身残志坚

1939年4月，邵凯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任马列学院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当时学院开展垦荒运动，他积极参加垦荒劳动，用当地惯用的镢头刨地开荒，当时研究室的同志们虽然多为城市知识分子出身，对农业劳动比较生疏，但劳动热情很高，彼此你追我赶，劳动场面热火朝天，突然不幸发生了，一个同志不慎将高高举起的镢头一下子刨到了邵凯同志的大腿处，伤势十分严重，导致高烧不退，当时延安地区医疗条件十分有限，药品缺乏，党组织对邵凯的伤势十分重视，在有限的条件下全力抢救，在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大夫亲自救护，邵凯同志积极配合，忍受剧痛，经受生命考验，终于战胜败血症，得以转危为安，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右腿关节终生残废，右腿关节不能弯曲，行走时不是自然迈步，而是靠上身力量拖着右腿前进，因而行动不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确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并发给他荣誉军人证书。

此后邵凯同志拖着病腿，转战南北，在哲学研究、教育工作、政府工作等多项岗位上，不辞辛苦，付出了比健康人更大的代价，为革命、为人民、为党勤奋工作，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文革中，他遭到残酷迫害，一次造反派将他架到一个木架台上批斗，他被人从背后推下，因右腿关节不能弯曲，落地时重重地摔在地上，真是雪上加霜，原来的残腿从根部折断，即使这样，迫害仍然不断升级，但邵凯同志仍然坚持真理，毫不退缩，保护干部，捍卫党的尊严，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重和信赖。

演讲动人

我在辽大仅是一名普通学生，与邵书记接触不多，仅有的几次就是听他的讲话。他的讲话确实动人，往往会议通知一下来，说有邵书记作报告，同学们便群情高涨，“邵书记的报告可得好好听”。邵书记讲话哲理深刻，特别是善于将严肃的政治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会场内不时爆发出掌声和笑声，报告结束时往往是经久不息的掌声，这种掌声是到会者由衷的发自内心情感的表达，由此，学生们对邵书记十分钦佩和热爱，纷纷向亲朋好友述说邵书记的能力水平，深为有这样水平的校长、书记感到骄傲。

大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邵书记在一次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动员会上，风趣地说，“加拿大有个老白头，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一个老白头刚出口，到会的同学便不约而同地发出愉快会心的笑声，邵书记就这样以轻松的开头，把报告层层推进，引人入胜，将同学们引进学习白求恩精神的严肃活动之中。

1964年秋，辽宁大学组织学生文艺会演，彩排后，邵书记邀辽宁歌剧院院长刘炽同志（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作者）到会，看见两位领导到会，演员们非常卖力气，演出气氛热烈，由于是调演，演出后的演员可以离开，但大家谁也没走，等着最后听邵书记讲话，最后主持人请邵书记讲话，邵书记说“今天我就是来看节目的，不讲话了，不过我们请来了刘院长，刘院长可是搞文艺的行家里手，现在请他讲话，我们辽大和辽歌都姓辽，是一对兄弟，一家分两院，我们住西院，辽歌住东院，仅一路之隔，我们与辽歌可是好邻居，我们可不准备搞摩擦，这一点请刘院长放心，为了证明诚意，现在就请刘院长给我们作指导”，幽默轻松的开场白，使全场马上响起掌声，全场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文革初起，政治气氛已经很紧张，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被罢官，辽大也是口诛笔伐、风声鹤唳，邵书记召开了文革前辽大的最后一次全校大会，他在总结校党委的工作时，依然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他说：“现在有人提出辽大党委打着什么旗的问题，我们党委总结，辽大党委不是打黑旗的，不是打白旗的，也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不是打什么颜色都有的花旗的，我们有缺点错误，但我们是打红旗的。”全场本来气氛十分凝重，邵书记一句“不是打花旗的”话语，会场马上活跃起来，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掌声，因为大家过去谁也没有听过打花旗的说法，不仅感到很新奇，在当时也感到很贴切。听邵书记的讲话，使我稳定了情绪，后来在文革中，我能注意使自己保持比较冷静的态度。

回忆老校长的音容笑貌，回忆与他接触的片段，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久久不能忘怀。高大的身躯，儒雅的气质，坚毅的目光，气宇不凡的男子汉形象；光明磊落，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德才兼备的好干部素质，这就是邵书记立在他学生们心里的永远的丰碑。

（作者民进沈阳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 张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