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中共沈阳市委统战部召开了会议，落实党中央55号文件，宣布给在1957年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平反，父亲也在其中。父亲在平反大会上发言，22年之久的委屈感和一旦改正的激动，让他声泪俱下，在座的好多人也与父亲一样呜咽落泪，因为父亲说的是受冤者共同的心声，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被强行扣在父亲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让他带了22年，虽然1961年1月7日，遵照市委统战部的指示，宣布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还在他的头上。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抱怨、没有唉声叹气，就是在文革中我因他这问题入不了红卫兵与他谈话时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记住，父亲是个好父亲、党也是个伟大的政党，有些事情等你长大了就会懂得了。”虽然我当时并不能完全领会父亲的意思，但这些话一直让我刻骨铭心。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12号文件下达之后我才知道全国有6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父亲只是60万分之一啊。这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但历史终于还回了公正。

三个月后父亲恢复了原有的职务，民进沈阳市委会副秘书长。

恢复原职工作后，除了做民进的日常工作外，父亲也把为民进沈阳市组织成员中蒙受冤假错案之苦的人落实党的政策为已任。1979年春民进中央给市民进来电，说市会员郭承权在京逝世，嘱速去处理善后，父亲立即同李振忠乘三叉戟客机进京处理。郭承权是留英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前曾任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在1957年反右时被撤去副局长职务，任教师。在文革中被批斗抄家，一股急火致使他当即失语，直至逝世也没恢复语言能力。父亲这次进京同他的后人会面，协助办理后事，帮助落实政策，使其后人得到些许安慰。

当然，父亲在京期间也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民进中央葛志成秘书长请父亲吃饭时，对1957年父亲被错划右派的事表示慰问。在十月民进中央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父亲被中央借调为大会主席团秘书列席参加。父亲知道民进中央这样安排属于一种礼遇，实职秘书另有人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进的工作任务有了更广阔的内涵，不再是以抓阶级斗争为主了。组织工作上也有了新的开拓，父亲迎来了民主党派继1952年、1956年之后的第三个春天。

1983年春，市民进组团去川桂等地旅游，机关需人留守父亲主动放弃机会。不久沈阳市政协组团去宁苏杭沪等地政协学习参观，父亲随行。车行至无锡时父亲眺望东北方黄泥桥一带，打游击时的事情涌上心头，可他没有时间旧地重游啊！在上海市政协开会时，浙东新四军老同志正在杭州集会，因与政协会议时间冲突父亲又失之交臂了。

1984年，父亲已62岁，原打算在市民进换届时退下来的。三月，被借调到省民进帮助筹备省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省民进副主任委员。从此又在省民进工作了八年。

父亲因身体原因在1992年换届前申请退下，退下后根据民进中央有关规定，任民进省委的顾问。

李春培简历

辽宁海城人，生于1922年3月，卒于2010年12月。

1940年上大学时去浙江参加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1945年被调到浙东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创办的《新浙东日报》任编审。

1948年被调入“赴东北干部团”。先后在东北大学、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任职。

1952年被调中国民主促进会沈阳市委员会工作，曾任秘书处副秘书长、宣传处副主任，

1957年，中国民主促进会沈阳市委员会秘书长、辽宁省委员会副秘书长。

1984年，中国民主促进会辽宁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2年，70岁时离休。

沈阳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市劳动教养院校外辅导员，省政协第六届祖国统一委员会委员，省第七届人大代表，省监察厅特邀监察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老战士荣誉证书和奖章。

（作者李晓霞系李春培大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