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向忱是辽宁法库人，早在上世纪初，正在北平读大学，那时，天天都感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沉重压力，感到国家、民族的危亡日益迫近。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他不顾好友的劝阻，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游行行列，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宅）的壮举。他在读书时期所写的《打破迷信》一书中，还忧心忡忡地写道，“……那市上的货物，布咧、绸缎咧、金银铜铁各样的器物，简直全是日货了。这日货一年比一年多。我想，中国过不去五年，若是再没有人提倡实业，中国就要就日本的国了。中国的钱，那年中，也得被日本得去八九千万元，嗳！危险得很了……”

　　1925年暑期，父亲从中国大学毕业，怀着“救国先要救民，救民先要教民”的宏伟志愿，回到沈阳。他一边在三所中学兼课，一边联合在中学生，创办平民夜校，提倡平民教育。开始，组织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紧接着于1929年夏，又组建了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这是个群众性的爱国反日团体，车向忱任总干事，即会长。他组织大中学生，利用节假日去茶社、剧院、公园、体育场、十字路口等地宣传，提倡国货（实际上就是抵制日货）。在工商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多次召集民众，于小河沿体育场焚烧日人贩运的毒品烟土、海洛因等。尤其是1930年下半年，日本的侵华野心日益暴露，除倾销日货、贩运毒品外，更采取了倒卖枪支、军火，设置兵营，窝藏土匪，破坏治安，甚至出现了指使日本军人行凶，杀害我国同胞的事件。车向忱曾带领张希尧、黄宇宙、郝克勇等，调查并抗议日军在辽河上游铁岭马蓬沟要道修筑兵营；前往长春调查万宝山事件，慰问被日人杀害的中国同胞，并在沈阳为万宝山和旅朝受难的中国同胞，开展募捐活动。宋黎同志在《怀念车向忱教师》一文中还记得，“我们经常参加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各项活动，放寒假也不回家。在车老师的带领下，有时还到北大营驻军王以哲第七旅宣传反日；有时他们也主动请我们去演讲，宣传反日爱国……”。随着日军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车向忱为“防御东北事变之发生”，特别重视对东北驻军的宣传工作。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车向忱同东大学生张希尧赴北大营，要老朋友王以哲旅长牢记守土有责，做好应战的准备。当听说上边有“不准抵抗”的命令时，他劝说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说：“一旦日本开了火，你如果敢抵抗，只要坚持三天，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支援你。在群众方面，改动两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①由于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九·一八”事变终于还是发生了。

　　事变后的第二天，车向忱撇下了当时已怀孕四个月的我的母亲翟重光和三个孩子，联络了东北大学的张希尧、苗可秀、张雅轩等40多名学生（均为国民常识促进会的骨干），怀着报仇雪耻、收复东北失地的急切愿望，相继奔赴北平。

　　到北平后，“当即会同东大同学百余名，组织在东北学生军。”②当年曾是车向忱的学生张兆林在《回忆车向忱先生》一文中写道，“我和一些同学先后到北平，由车向忱、张希尧和宋黎同志向东北大学交涉，把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中学生集中起来，共有100多人，在玄武门外江西会馆成立一个东北学生军。总共一连人，我也参加了东北学生军，并被选为排长。这个连即由车先生等人领导的。”训练学生军是为了给抗日义勇军培养骨干力量。但当时的形势紧迫，东北各地的民众正在准备或已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车向忱又同原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几位骨干成员商量，“我们决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成员，除张希尧（身体有病）留北平从事抗日活动外，其他都回东北老家，参加到抗日义勇军的行列中去”。③1931年9月23日，车向忱首先找到在北平新婚不久的原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干事黄宇宙，动员他先回东北，去辽东肩负起慰问、联络，并协助组建义勇军的使命。黄宇宙表示：“国难当头，义不容辞，我按时出发。”车向忱便把张学良亲手写在白绸子上的密信交给他，还同张希尧一起帮他找了两个学生做伴，并做好了化装出关的准备。

　　1931年9月26日，从东北到北平的流亡同胞越来越多，住在旧刑部街奉天会馆的就有四五百人。大家对政府“不抵抗”的消极态度议论纷纷，都觉得我们东北人不应沉默，应该成立一个抗日救国组织。车向忱与先后到来的同乡好友高崇民、交好阎宝航、卢广绩、陈先舟等，共同商议，决定以“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扩大组织，成立一个统一的东北民众抗日团体，定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该会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并决定于9月27日召开成立大会。当年，曾被推举担任成立大会主席的卢广绩，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文中写道：“救国会由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三十一人。由执委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常务委员会下设三个组：总务组由金恩祺、卢广绩任正副组长，以后由高崇民任副组长；政治宣传组由阎宝航、车向忱、李梦兴任正副组长，以后由杜重远、霍维周担任；军事组由王花一、熊飞、彭振国任正副组长。……在会的工作的有许多是东北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以及原政府机关在北平的职员。”11月初，受“救国会”派遣，车向忱率领杨毓秀、莽大林、任子平等7名青年，去南京求见蒋介石，提出了“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团结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中苏复交”等七项要求。此事以蒋介石的“没有时间答复”而毫无结果，但却深深教育了东北流亡同胞，必须抛弃“想中央、昐中央”的幻想，激发了大家“自己去干”的决心和斗志。

　　1932年1月14日，在“救国会”的一次常委会上，车向忱自告奋勇，要求出关潜入敌后，联络与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提议，得到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和支持。他化名杨秀东，扮作去关外讨账的卖药先生，动员了东北大学的宋黎、李述全扮作他的徒弟，一同出发。

　　对于这一段经历，父亲在《生平自述》、《我的一段抗日活动》中，有着详细的记述：“由南京归来后，即率领东大同学苗可秀、张雅轩、宋黎等三十余人潜入东北满，分别推动马占山、李杜、唐聚五、李春润、邓铁梅等抗日将领，往返三次，虽在虎口余生之情况下，但各位同志均极为奋勇，颇有不屈不挠的精神。”第一次潜回东北，乘船到大连，“当时，我被鬼子兵从人群中拉出来，心里有点紧张，心想生命落到敌人手里了。但是，一转念，又觉得我能为东北三千万人民，为恢复被侵占的锦绣河山而死，死亦光荣。这时，我的信念就更加坚定起来……”到了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公署后，“不多时，审判我的鬼子到场了，先要我把行李打开。他们一看都是些药品、衣物，查不出漏洞，但不死心，又叫我打算盘，想试试我是否是个卖药商人，我当即应付了一下，没露什么马脚。突然，鬼子们要检查我的棉衣领子、袖口……这时，我呼吸反常，满身冷汗，好在我抵制了这种变态心理，使自己平静下来……”经过一番搜查盘问，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只好放行了。

　　过了这座鬼门关，车向忱按照计划，经庄河、安东（今丹东）到达凤凰城（今凤城），寻见了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对他们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他把“救国会”的委任状交给邓，还将自己的学生苗可秀介绍给邓。然后又转回安东，经宽甸、桓仁、辑安（今集安）、通化，踏着积雪覆盖着的辽东山区到达临江八道江，寻见了正在酝酿起义的唐聚五，车向忱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并鼓动他坚决抗日。当年，参加过唐聚五部队抗日活动的任致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于芷山、廖弼忱先后投敌叛国的当时，唐聚五虽表示屿抗日，但无决心，后经‘救国会’派来的车向忱先生和王育文等人的劝说，又经‘救国会’派黄宇宙第三次到桓仁进行策动，并带去‘救国会’第三军区委任状，向其宣扬国内人民拥护抗日的一切情况，唐开始表示同意起义。”④后来，成立了“救国会”辽宁分会和辽东民众自卫军,成为“救国会”领导的强大的抗日力量。

　　到达哈尔滨后，听说李杜的部队在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后，已退到珠河一带，车向忱遂去珠河寻见了李杜将军，把“救国会”与张学良将军的密信交给他，希望他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抗日到底！李杜倍受鼓舞，后来在写给“救国会”的信中说，“□□兄跋涉万里，毅力坚卓，具此爱国精神，洵可挽回国运，为军人者能不惭愧；弟自起义以来，苦战已届一年，坚守边隅，穷困万分，赖我将士粗知大义，宁愿为国牺牲，决不奴颜屈服，且四方同志，云涌来归。……尤望救国志士，同为后盾，是三省一线光明，皆有籍于诸君子矣。”⑤

　　第二天，车向忱回到到哈尔滨，商定宋梨去齐齐哈尔，寻找熟人和同学，准备组织义勇军，自己去满洲里给义勇军将领苏炳文送委任状。任务完成后，车向忱又回齐齐哈尔，根据当时开展工作的需要，商定宋梨去南满联络东大同学张金辉（张雅轩）、戴昊等组织义勇军，开展敌后斗争，自己前往北满联络义勇军将领马占山。火车到达讷河，再往前就只好步行了。当时兴安岭山区，正是冰雪覆盖，寒气逼人的季节，行人稀少。道路难寻。车向忱化装成农民，身穿破棉袄，头戴旧皮帽，腰缠麻绳，脚蹬兀拉，手持一根大木棒，在大森林中走着。不幸遇见了土匪，车向忱身上的路费被抢劫一空，只好忍饥熬寒，沿途乞讨。父亲在回忆中曾写道：“想起当年讨饭的生活，我还记得这样一回事。我从一家老大娘那里讨来的小米饭和咸葱都带着冰碴儿，因为饥饿也只好强嚼咽下。由于吃了这样的冷饭、冷菜，致使胃部疼痛起来。当时，一无钱，二无医，又怕暴露身份。无奈何，我只得加快脚步急走十余里路，全身出了些汗，胃暖了，疼止了。”到达了大黑河见到马占山将军，说明来意，赞扬了他勇敢的抗日斗志和讲桥抗战的功绩。当车向忱从棉袄后背中拆出“救国会”的委任状和张学良的亲笔信，秘书打开信念道：“占山兄，你为东北父老抗日有功，……希望你大到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时，马占山激动得老泪纵横，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揭穿日本侵略东北的阴谋，揭露伪满洲国是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当时，国联调查团已来到中国，《通电》的发表，起了很好的作用和影响。

　　1932年8月，车向忱再次从北京潜回东北，为掩护来往的抗日工作者，医治义勇军负伤战士，开展联络义勇军的活动，决定在哈尔滨道外十六街道开办一所医院，取名大同疗养院（解放后，旧址为哈市妇产院）。车向忱化名杨秀东，亲任院长，并聘请了爱国人士关旭东任副院长。次后，车向忱又往泰安（今依安）县联络宋喜和、允江，以及“压满洲”、“挡一面”、“李波澜”等山林支队，鼓励他们联合起来打击日寇。直至年末，他又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

　　1933年6月，车向忱秘密承担联络杨靖宇将军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第三次潜回东北。在桓仁的老秃顶子见到了杨靖宇部队的后勤部长，除表示慰问之外，还商妥了由“救国会”援助一批枪支、弹药，由海上运交。

　　1934年初，由于哈尔滨大同疗养院和铁血救国团奉天总部已遭日本宪兵破获，东北各路义勇军大部分已相继溃败或撤往苏联境内，车向忱遂决定，全部撤回北平。回到北平，当时的“救国会”已被迫解散半年多了，车向忱承担起“救国军”所属的东北难民家庭教养员的院长工作，负责照顾义勇军眷属和东北难民，同时，还参与中共地下党通过阎宝航、张希尧等，在西山卧佛寺秘密举办的义勇军训练班的工作。

　　1935年夏天，父亲在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感召下，应东北军老朋友王以哲军长之邀来到西安。他在劝说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同时，始终同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保持着联系。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他看到了打回老家去的希望，在主持“东救”和东北竞存学校繁忙工作的同时，还参加了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并及时出版了他多年搜集材料，整理撰写的《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抗联的领导人之一苏安人在该书的“序”中写道：“我师车先生向忱热心就亡，席不暇暖，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真是十年如一日！其最近苦心收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的经验和材料，复印成册，献给武装同志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亲爱的武装同志们！看完了这本书，就应该马上到抗日的火线上去，根据这本抗战的经验，将日本帝国主义打个落花流水！英勇的同志们，你们要踏上先烈的血迹，完成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当时，车向忱在西安办起的东北竞存学校，开始是小学，后来又增办了中学。竞存的老师，有些就曾在义勇军和抗联中工作过。义勇军著名将领王德麟（吉东义勇军总指挥）、李春润（辽东义勇军第六路司令）等人的子女，一直在竞存学校读书，其家属也一直得到我父母的关照。

　　1938年1月，由车向忱主持编辑出刊的《东北》旬刊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了由他撰写的文章《消灭不了的东北抗日力量》，介绍并赞扬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最新动态和光辉业绩。

　　解放后，我父亲在回忆当年参加的这段抗日活动时，曾写道，由于“没能使广大的义勇军得到政治上的指导，以致没有能够使他们和东北抗日联军更好地联合在一起，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这是很遗憾的事。这段抗日工作锻炼了我，同时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中华民族的危机，非靠共产党来挽救不可。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那是一事无成的”。⑥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定神的充分体现，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的象征。它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侵华势力，唤醒了动员了全国人民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斗争之中，推动了全民族抗日高潮的到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庄严的歌声，正激励着炎黄子孙们，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强盛，奋勇前进！

                        （作者系车向忱之子、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①《自传》（手稿），1946年稿。

     ②《一代师表》（辽宁文史资料第54辑），第2 页。

     ③《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第8页。

     ④《吉林文史资料》《“辽东民众自卫军”第九路抗日亲历记》）第46 页。

     ⑤《李杜将军致本会书》（《救国旬刊》）第25期。

     ⑥《一代师表》（辽宁文史资料第54辑）第133页。其余引文，均可参阅《一代师表》。